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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型：婚姻自由的兴起与其所需的经济基础包办婚姻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

然而，正如上述案例所展现的那样，公法权利完全有可能遭受来自私法主体的侵害，司法者如果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继续固守私法与公法截然二分的传统理念，则不仅公法规范的实质性效力将受到侵损，而且该种规范原本具有的支撑私法自治空间的功能也将受到损害。但是，由于该种准则必须符合法律优先原则以及法律所施加的一些框架性限制， [17]因此它所承担的实现基本权利的功能事实上也应该是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的。

这就不仅背离了目前的制度现实，而且也有损于穷尽法律救济的原则。[16]其二，在给付行政领域落实社会权的行政立法必须遵循法律优先的原则，而且还必须接受法律所施加的一些框架性限制。[70]再如，1999年1月29日，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齐玉苓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陈晓琪等，认为他们侵害了自己的受教育权等法律权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60]考夫曼认为，即便最简单的案件也必须运用类型思维，而所有类型都源自事物的本质。[50]法院常常否认任何这种创制职能并强调解释法规和适用判例的任务分别是探询‘立法机关意图和已经存在的法律。

20世纪以来，在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授权立法开始大量出现，行政机关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被授权主体。[39]联邦宪法法院最早是反对人民以立法不作为侵害基本权利为由提起宪法诉愿的，但是，它在1957年所做的宪法裁决中却修正了该种立场，认为：如果基本法对立法者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委托而该委托对立法义务的内容及范围，已相当程度地界定了，则人民可以提起宪法诉愿，要求立法者履行立法义务。1908年12月10日的法律规定，审判长可以根据陪审员的要求，在陪审团评议期间访问陪审员，向其解释判决可能产生的后果。

应当说明的是，通常和解协议被看作是一项合同，受合同法的保护。保密是VOM模式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2．通过赋予公民参与审判过程或结果并发表意见的权利以缓解法院裁判与民意的冲突。

在这起诉讼中，美国民权联盟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请求法庭重新审查其先前判决的观点并推翻之。[2]受到指控的人由郡长逮捕，并交付巡回法庭审判。

比较典型的就是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和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比如若当事人在诉讼中辩论说有众多被雇佣者将受到本案的影响，但此话由当事人说出来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由工会出面予以说明则效果将显著不同。不带薪的治安法官通常须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共同审理。[21]同注19引文，第284页。

治安法官由国王根据大法官的提议任命，在兰开夏郡、大曼彻斯特和默西塞德则根据兰开斯特公国司法官的提议任命。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的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VOM是Victim—Offender Mediation的简称，即被害人——罪犯和解模式，是为现代英美法系国所普遍采用的刑事和解模式，甚至是最多采用的刑事和解模式，VOM模式是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念基础之上的一种刑事和解模式，是恢复性和解中最常见的模式。当事人在进入和解程序前放弃这种陪同参与权的，无效，但一旦和解程序开始，这种放弃就会发生法律效力。

将案件信息登记，然后分派给调停人。[28]同注19引文，第216页。

3．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程序1939年颁行的《联邦最高法院法》第27条第9项规定，如果利益集团的代表希望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诉讼而被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拒绝的，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允许他们参与诉讼。被害人参与和解是希望获得赔偿、让罪犯承担责任、了解罪犯为什么对其实施犯罪行为并与罪犯分担痛苦、避免法庭审判、帮助罪犯改变其行为、或者看到罪犯实实在在地受到惩罚等。

出处:《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法院裁判 民意冲突 。在民事诉讼中存在强制和解的法律制度，但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沉默权的规定，仍严格坚持自愿和解原则。增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但小陪审团成员当初通常是由大陪审团成员兼任。而在VOM模式中，社会力量在司法决策中的有效参与，显露出刑事司法社会化的某些迹象。当然，向一审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但非常少。

[14]196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接受了法庭之友的请求，作出了一项划时代的判决：州法院不得接受警察非法获得的证据。有研究表明，在上诉审中，在支持颁发调卷令的法庭之友意见和法院颁发调卷令的裁决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性。

比如在美国，VOM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适用于严重的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如强奸和谋杀。从诉讼程序规则的规定上看，法庭之友意见一般都是在上诉程序中提出的，有可能是在上诉伊始申请调卷令阶段，或者是在该上诉案件实体审理阶段。

上述制度在促进审判公正方面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40]［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1．治安法官的选任与任职资格治安法官制度通常仅在治安法院适用，治安法院是英国最初级的法院，每所治安法院由2名以上兼职治安法官组成。律师或当事人指定的其他个人可以作为支持者陪同当事人参与和解。[35]由上述可见，公开审判制度使得公民有权进入法庭旁听审判，直观地感知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认证过程，从而能够真切地了解案件事实与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增强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从而有效避免民众与法院裁判之间的冲突。[37]非专业的参与者比专家更能代表地方社会公众，他们建立起了法院和地方事务之间的联系。

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承认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的独特地位，允许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可不征得任何当事方的同意而提交法庭之友陈述。就陪审制度而言，通过陪审团的审判活动，公众有了广泛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法院的裁判也能够反映公众的道德信念。

当事人可以以遭到欺诈、强制，或者缺乏权威性等向法院提出，以此来质疑和解协议的效力。[26]5．步骤高组织性与集中性是VOM模式与其他和解模式相比的一个突出特征。

刑事和解中还有中立的第三方，被称为调停人。三是当事人主动联系相关机构，请求他们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以支持自己的立场。

[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在加拿大，VOM是惟一对严重犯罪提供对话机会的和解模式。[18]VOM模式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1．适用案件范围与阶段在英美法系国家，VOM模式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对象上通常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在案件性质上仅适用于轻罪案件，后来才逐渐发展至适用于成年人案件与重罪案件。治安法官由司法大臣任命，但实践中挑选恰当候选人的任务由设在各个地区的咨询委员会来完成。

[30]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废除了封建社会的秘密审判制度，开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原则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法律原则而确立下来。被害人是否愿意参与和解受以下因素影响：罪行的严重程度、犯罪对象等，如被害人对于轻罪比重罪更愿意参与和解、对于财产犯罪比人身犯罪更容易参与和解。

（一）公开审判制度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地位公开审判一般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过程中，应当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20]在有罪答辩或有罪判决作出后，法庭将罪犯提交和解则通常是作为量刑或缓刑期的组成部分。

[35]赵建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5第5期。陪审制度和治安法官制度的建立，使得公民得以分享职业法官的审判权，这样裁判本身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融入了民众的经验、知识、观念，实现了法院裁判与民意的融合，因而能够实现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之间的缓解。